對於日本人而言，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受降儀式始終是難以忘懷的恥辱。（美國海軍歷史中心）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日本人所謂的「終戰」71週年。而提到今日的中日關係，無論是支持兩岸統一還是臺灣獨立的華人，似乎都認爲日本因爲自己沒有辦法在71年前的那場戰爭中戰勝中國，而對今日的中共政權與大陸人民充滿不甘心與怨恨。所以除擔心其「亞洲龍頭」的地位被搶走外，日本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原因還包括了強烈的感情因素。
在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思維推論下，日本是出於見不得中國人好的復仇心態而在亞洲積極扮演美國馬前卒的角色。假若此種推論爲真，那麼日本人不只已經恨中國人恨到了骨子裡，同時也發自內心的愛戴曾經對自己國土丟下兩顆原子彈的美國人。然而，日本人真的如許多大陸人與臺灣人想的那樣，在情感上是親近美國與敵視中國的嗎？
由八旗出版社出版的正體中文版《戰後日美同盟真相》一書。（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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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頭號假想敵到征服者
假若對日本極右翼的意識形態有所研究，就不難發現他們始終以在亞洲抵禦西方帝國主義的先鋒自居。當然，這裡提到的西方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19世紀末指的可能是俄羅斯帝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意志帝國，只是日本人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最終要擊敗的目標，就是「黑船事件」期間依靠船堅砲利打開自己國門的美國人。
尤其是在英法勢力逐漸衰弱，俄羅斯帝國與德意志帝國因共產革命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瓦解後的20世紀初期，美國更是成爲唯一一個能夠阻止日本稱霸亞洲的西方強權。事實上，日本會在1931年發動侵華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與美國競爭在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利益。換言之，日本徵服亞洲，甚至於征服世界的頭號假想敵始終都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在其所發表的《最終戰爭論》中就明白指出日本應該要將魁儡政權滿洲國建設爲與蘇聯對抗的戰略跳板。待擊敗蘇聯以後，做爲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將領導亞洲國家與西方文明的代表美國一決雌雄，成爲世界的主導力量。在石原莞爾的論述中，中國不僅不是他的敵人，而且還是日本擊敗美國的「天然盟友」。
結果把美國視爲頭號敵人，而且腦袋又發熱的日本右派少壯派軍人，完全把石原莞爾的「不擴大主義」視爲耳邊風，先是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使日本失去把滿洲國建設爲反蘇後方基地的機會，接着又過早的與美國爆發太平洋戰爭，並落得戰敗的下場。自此開始，美國又從原本頭號假想敵轉變爲日本的征服者。
做爲一個特別愛面子的亞洲民族，日本人內心肯定是極度不甘心受到美國征服與控制的。日本退休外交官孫崎享在其作品《戰後日美同盟真相》中，將這種不甘心描繪的相當生動。以1945年9月3日盟軍舉行的受降典禮爲例，孫崎享指出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的安排只有兩個，一是宣揚美國國力，二是在顏面上狠狠的羞辱大和民族。
凸顯美國國力的方式，是將密蘇里號（USS Missouri）戰艦佈置爲受降典禮的會場。至於羞辱大和民族的方式，則是安排密蘇里號停靠於東京灣，讓重光葵等日本代表目睹自己國家的首都爲外國人佔領的滋味。孫崎享表示，這一切的征服與羞辱，並沒有伴隨東京灣的受降儀式結束。因爲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成爲了一切外交政策都要接受美國指導與擺佈的魁儡國家。
根據孫崎享的描述，包括重光葵在內，許多曾參與策劃侵華戰爭的右翼政治家，在戰後都意圖帶領日本脫離美國，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此一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也包括與蘇聯還有中共等共產主義集團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結果在美國方面的壓力下，吉田茂的親美路線獲得了確保，日本也因此被剝奪了提早與中共建交的權利，被迫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身爲前外交官，孫崎享對美國的抱怨還不只這些。他表示在昔日美蘇冷戰的時代，日本在美國的吩咐下自己買但購買大量反潛機圍堵蘇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又要求日本派自衛隊參與與自己無關的伊拉克的戰爭。日本接着又在金融海嘯來臨時，被迫採購美國的國債。孫崎享爲此抱怨，到底什麼時候日本才能夠走真正自主的外交路線。
戰後70年來，日本確實出現不少意圖與美國對抗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作品裡，孫崎享不無遺憾的道出了這些民族主義者的失敗：「被視爲「自主派」的政治人物，都會因爲美國的干涉，很快地結束他們短暫的政權，反之可以執政更爲長久。美國慣常以金援社運團體搞運動、司法抹黑等方式，搞垮一個政權，逼迫政治人物下臺。」
政治人物想要擺脫美國固然不容易，但是日本的娛樂產業卻從來不在此一限制之內。戰後相當一段時間，日本的文藝界爲親蘇與親共的左翼人士所把持，因而可以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嚴詞批判「美帝」。近年來，右翼勢力逐漸在日本的漫畫、動畫與電影作品中壯大，對美國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自2005年紀念「終戰」60週年開始，美國在所有日本拍攝的二戰電影中都扮演反派的角色。
美軍的形象，在日本拍攝的二戰電影中始終如同大陸「抗日神劇」中的日軍一樣，遭到極爲強烈的醜化。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哪一部日本拍攝的二戰電影刻意將中國描寫成敵人，或者惡意醜化中共軍隊的情況發生過。反而在許多描寫中美合作的大陸「抗日神劇」中，美國人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這種特殊的現象，其實非常值得研究日本、美國與中共三角關係者予以重視。
哪怕是在近期上映，由庵野秀明主導的科幻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中，美國人也幾乎是以「反派」的角色出場。除指控美國干預日本外交與內政事務外，這部電影還出現了當美軍目睹自衛隊沒有能力阻止哥吉拉後，一度打算對東京扔核彈的劇情。透過主角的嘴巴，庵野秀明也同樣提出了孫崎享的質疑，那就是日本何時能夠反抗美國，當一個真正獨立自主又有尊嚴的正常國家。
1940年8月，8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期間救出的日本小女孩美穗子與時任晉察冀軍區部隊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聶榮臻合影，中共在日本人心中的高大全形象，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網路照片）
中共：反抗美國的天然盟友
至於中共，日本顯然缺少如對美國那般的仇恨心態。首先，相對於曾經以B-29轟炸機火燒東京，然後又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美國人，中共的8路軍與新4軍從來沒有登陸日本本土，並且大規模殺傷其平民的歷史。其次，則是發動侵華戰爭的日軍從來就不把中共，或者一般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視爲自己的敵人。他們唯一處心積慮想要擊敗的對手，只有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
確實，按照石原莞爾的規劃，蘇聯與其扶持的馬前卒中共確實一度是日本在與美國發動「最終戰爭」以前的頭號敵人。他一廂情願的認爲，擁有相同反共意識形態，而且又留日學習軍事的蔣中正，會成爲日本的「天然盟友」。只是從「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蔣中正就因爲東北遭到關東軍佔領的原因，而放棄了一切與日本結盟的可能性，積極尋求歐美國家，甚至於蘇聯的介入與合作。
此一不惜與西方帝國主義還有蘇聯共產主義「勾結」的政策，令受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思維影響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大爲火光，認爲必須要狠狠教訓「不知好歹」的國民政府。出於這樣的思維，日軍雖然將石原莞爾的「不擴大主義」拋之腦後，對中華民國發起了全面的入侵行動，但是他們卻始終不將之定位爲戰爭行爲，而且也從來沒有對國民政府宣戰。
日本人始終認爲，他們對中國的軍事行爲既非戰爭也非侵略，而只是教訓一個不聽話與不懂事的親人。當時，日軍最常用的宣傳口號爲「嚴懲暴支」，即「嚴厲懲罰暴虐支那人」之意。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鬆井石根將軍就認爲，侵華戰爭不過是「哥哥教訓不聽話的弟弟」而已。在接受盟軍審判時，鬆井甚至指出：「這一行動是使中國恢復理智，不是出於仇恨而是出於愛。」
至於對中國人的無差別屠殺，看在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軍眼中其實稱不上什麼破壞中日邦誼的罪大惡極之舉。畢竟在歷史上，日本武士哪怕是對待自己的同胞，凡是有反抗意識者通通都是以殺無赦對待。因此曾經留學日本，長久以來被視爲「知日派」的蔣中正會有如此激烈的表現，看在日軍將領眼中是非常難以理解的。
不過，真正讓日本人對蔣中正失望的，是國民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選擇與英美結盟，並且堅決的與同盟國站在一起。日裔美國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表示，原本日本內部對侵華戰爭還有許多人持反對的意見。然而，當日本將戰爭的主要目標指向美國以後，哪怕是原本最反對開戰的日本左派也都轉而支持這場目的在於驅逐西方人，解放黃種民族的「大東亞戰爭」。
原本，這些天真的日本人相信，一旦開啓與白種人的戰爭，蔣中正就會出於黃種人「同文同種」的情感而放棄與日軍的對立。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國民政府不僅跟在美英後面對日本宣戰，蔣中正還接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派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並派兵進入緬甸配合英軍作戰。入江昭指出，此一局勢發展讓日本人對蔣中正十分的不諒解，進而失去了一切與其合作的期待。
反對共產主義，原本是日本用來發起侵華戰爭的藉口。在抗戰爆發初期，日軍也確實是將中共定位爲蘇聯的馬前卒。只是，這個觀點在1941年4月日本與蘇聯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後開始由所調整，因爲日軍發現中共並沒有因爲莫斯科與東京降低敵意而停止抗日宣傳。相反的，中共出於擴大其「抗日根據地」的目的，仍會對佔領軍與由日本所扶持的魁儡政權組織抵抗。
相對於仰賴德國、蘇聯與英美軍事援助的國民政府，毛澤東領導下的延安一不依賴外國，二不依賴先進的武器，而是依靠動員人民羣衆進行抵抗，反而慢慢贏得日軍的推崇。由共軍發起的游擊戰，對日軍本身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但是卻嚴重威脅到被視爲日本戰略大後方的華北佔領區之治安。爲此，從1941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日軍對中共在華北的數個根據地發起了好幾次大規模掃蕩。
而在日軍掃蕩中共根據地的過程中，他們因爲採用以「搶光，燒光，殺光」爲精神的「三光政策」，而在華北農村製造了無數程度遠遠超過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只是在壓制中共的同時，許多華北方面軍的日本軍人也產生了強烈的罪惡感與愧疚感，並且爲8路軍的羣衆動員能力所深深震撼。他們逐漸相信，中共必然在領導統御上有過人之處，才能夠讓農民不惜在戰場上犧牲自己來掩護8路軍。
慢慢的，日本人也就認定延安是比重慶更具備「武士道精神」與「草根民族主義」，並且值得尊敬的對手。而隨着戰局的發展對日本越來越不利，他們也產生了如果自己贏不了這場戰爭，也絕對不能夠讓國民政府稱心如意的想法。於是在1944年，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就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的名義，發起目的在於盡一切可能消耗國軍有生力量的「一號作戰」。
目前在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擔任教授的小代有希子，在其大作《躁動的日本》中指出，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目的顯然是要藉由大量消滅國軍來爲中共的奪權鋪路。顯然的，「一號作戰」的政治目的遠大於軍事目的，因爲日本不希望在戰後看到一個由美國與中華民國共同主導的亞洲秩序出現。也唯有中國大陸全面赤化，美國纔會重新注意到日本存在的作用。
因此，今日美日同盟對抗中共的表象，其實是1944年參與「一號作戰」的52萬日軍將士努力奮鬥的結果。如果沒有中共政權的建立，就不會有後來所謂《美日安保條約》的存在。由此可見，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建政以前，中共與日本就已經形成一種獨特的相互依賴關係。關於這點，可以從毛澤東在戰後多次對日本發表感謝的言論中找到脈絡。
戰爭結束後，拉攏與暗中勾結中共，也成爲了日本右派政治家與民族主義者用來抗衡美國的一種手段。哪怕是在反共立場最強硬的岸信介，也就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執政的時代，日本在表面上維持與美國還有中華民國的同盟關係，但是暗中卻也沒有停止與大陸方面的經貿與民間交流。甚至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時，岸信介也嚴厲拒絕了美國以日本支援臺灣的構想。
直到今天，日本政府與右翼人士也並非真心誠意的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共。相反的，他們始終將中共的軍事擴張視爲日本成爲正常化國家，進而擺脫美國控制的一條必經之路。畢竟只有在中共軍事實力越來越強大的情況下，日本纔有藉口要求強化其本身的自衛能力。甚至，極右派的日本政治人物，也是依靠中共的軍事威脅來爭取選民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共的態度，也如同看待美國的態度一樣會出現在他們的影視作品與次文化中。相對於「萬惡的美帝」，中共在日本影視作品中的形象，可能比大陸「抗日神劇」呈現的還要高大全。關於這點，完全可以從去年由鬆嶋菜菜子主演的電視劇《紅十字女護士》（RED CROSS～女たちの赤紙～）中看到倪端。
在《紅十字女護士》的劇情中，導演福澤克雄毫無懸念的呈現出蘇聯紅軍在戰爭末期進攻東北時殘忍迫害當地日本人的行爲。許多與女主角天野希代一起被徵召到滿洲國服務的日本女護士，也不幸遭到蘇聯人的姦污。後來蘇聯紅軍撤出東北，換中共的8路軍進駐天野希代的醫院。許多日本人因爲害怕遭到中共的蹂躪，在8路軍抵達以前自盡。
結果，8路軍在希代與最後一批躲在地下室的護士自殺前及時趕到並阻止了她們。雖然打着共產主義的旗號，中共軍隊並沒有像蘇聯紅軍一樣虐待與強姦這批日本女護士。中共幹部王同志甚至還不斷開導這些日本女人，告訴她們8路軍打仗靠的是理念不是暴力，並且擁有解放全人類的理念。由於日本女性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所以她們當然也成爲8路軍解放的對象。
事實上，中共這種高大全的形象，並不只出現在影視作品裡面，也真實出現在許多有「滿洲經驗」的日本人回憶裡。出生在長春，12歲纔回國，寫有《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與《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兩本專書的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女士就表示，她六歲的時候就因爲在東北的國共衝突中遭到8路軍開槍誤擊受傷的原因，而得到一位叫趙安博的27歲中共青年幹部特別照顧。
也就是在她的第二部作品，即《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中，遠藤譽不斷提及趙安博表揚自己是爲中國革命流過血的「小英雄」這件事情。從遠藤譽的許多描述來看，這個讓她花了70多年時間找尋的中共幹部，不僅是自己政治啓蒙的老師，而且還十分可能是情竇初開的對象。其實光是以這段回憶爲基礎，日本與中共就可以合作製作出好幾部的「萌系」動漫作品。
所以，與其從政治表象切入，還不如從影視作品與次文化觀察，更能找到日本人心中那「萬惡美帝」與「高大全中共」的強烈對比。許多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被中共留用的東北日軍人員，也永遠將訓練解放軍的那段過去視爲人生最驕傲的時光。而看到由自己一手訓練的解放軍，在國共內戰擊敗國軍，又在韓戰與美軍打成平手，這些日本人也確實享受到了復仇的快感。
毛澤東與田中角榮的會面，象徵中共與日本右翼的結盟。（紅軍旗）
日本與中共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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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擁有把美國驅逐出亞洲，並且讓黃種人光宗耀祖的共同使命感，日本與中共之間還是存在着兩個巨大的矛盾。第一個矛盾，是在把西方勢力排除後，由誰來領導亞洲的問題。自19世紀末期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始終認爲自己是第一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亞洲國家，所以理所當然比中國更具有資格當東方文明的代表。
日本之所以仍維持與美國同盟關係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面子上無法接受自己給中國人領導的事實。不過若仔細研究包括石原莞爾等日本右派人士的意識形態，卻又會發現到他們對中國5,000年文化，還有儒家道統的推崇。相對於中國，由多種膚色人口組成，混入了多種不同文明的美國，看在高度強調萬世一系與血統純粹的日本極右派眼中簡直是個由雜種組成的野蠻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就配合納粹德國，將美國宣傳爲一個由黑猩猩組成的國家。
因此從文化角度來看，由誰來領導亞洲這個問題可能還不是中共與日本的主要矛盾。畢竟從石原莞爾的角度出發，可能今天處處受美國控制的日本還不如抗戰期間的國民政府還來得有自主性，因此誰來主導這場與西方文明的「最終戰爭」並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真正導致日本與中共無法真心合作的，其實是第二個矛盾，也就是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
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後，在大陸民衆心中瀕臨破產的中共出於維護政權穩定，開始宣揚愛國主義教育。居然是愛國主義教育，那麼就一定要找到一個外來對象給大陸民衆仇恨。而在過去100年的歷史當中，中國人民所最無法原諒的外國侵略者就是日本。出於此一考量，北京當局開始在中國大陸鋪天蓋地的推動反日教育，即便日本是「天安門事件」後最早與中共恢復經濟交流的國家。
這種態度，令曾經把中共視爲天然盟友的日本右派感到十分難以理解。於是從90年代開始，日本右派便在宣傳上把中共與另外一個推行激進反日教育的國家，也就是南韓視爲主要敵人，對美國的仇恨反而淪爲了次要的矛盾。對於這樣的發展，包括孫崎享與遠藤譽在內的許多日本知識份子感到非常遺憾，因爲他們認爲北京與東京從根本上就不存在真正的仇恨可言。
在作品《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當中，以大量歷史資料揭穿中共戰時與日本合作事蹟的遠藤譽表示，她寫這本書的目的並非純心要給北京難堪，而是要提醒大陸政府與人民別忘記了雙方過去曾經擁有的那麼一段密切關係。以曾經多次指揮日本陸軍航空隊空襲重慶的第3飛行師團長遠藤三郎爲例，遠藤譽表示中共真正的朋友，始終是日本的右派而非左派。
她指出，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經千方百計的想要邀請曾參加侵華戰爭的日軍將領訪問大陸。令人訝異的是，這些毛澤東所意圖邀請的對象還包括髮動「三光作戰」，曾經大量屠殺中共根據地軍民的前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岡村寧次也發自內心的崇拜毛澤東與彭德懷等中共將領，但是出於蔣中正在戰後對自己的「不殺之恩」，他還是婉拒了還自北京方面的邀請。
由於始終邀請不到岡村寧次，毛澤東最後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的讓遠藤三郎去組織1956年的「舊日本軍訪華團」。根據遠藤譽的描述，那一次主動報名參加訪問團的舊日本軍人有200人。與此同時，在岡村寧次千拜託，萬拜託下參加白團前往臺灣的舊日本軍人卻只有83人。從這個懸殊的比例上來看，就不難發現日本右派真正欣賞與推崇的是毛澤東而不是蔣中正。
而且就連在日本評價並不高，有「昭和愚將」外號的陸軍參謀辻政信，也在戰後以參議員的身份成爲周恩來的座上賓。最能夠凸顯毛澤東親日態度的，則是他多次表達自己對日本左派的厭惡。在毛澤東看來，日本右派顯然比只會到大陸謝罪的左派還要更爲實用。所以在1972年接見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時，毛澤東也毫無保留的講出「我喜歡右派」這句經典名言。
事實上，一手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不只是來自自民黨的右派人士，而且也曾經以軍人身份參加侵華戰爭。與中共關係極爲友好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不只曾經以帝國海軍軍人身份駐紮過臺灣，而且還促成了日本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右派真正痛恨的對象其實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更不是中共政權。
只是令日本右派失算的是，中共畢竟是中國的統治者，而中國人直到今日也無法忘懷當年日軍的無差別屠殺。在領導人可以一言九鼎的時代伴隨着鄧小平的離世而成爲歷史，共產黨也越來越無法忽視大陸人民對日本的仇恨去延續毛澤東時代的親日傳統。而日本政府與右派也因爲在宣傳上把大陸定爲挑戰者，似乎也難以說服自己的老百姓去與中共發展健康穩定的關係。
換言之，彼此之間並無深仇大恨，內心甚至將對方視爲可敬對手的中共與日本右派，也只能夠維持目前這種表面上對立，但是卻私底下謀合的特殊夥伴關係。也因爲中共與日本難以實現真正的和解，美國纔有推動「重返亞洲」戰略的空間存在。只是壓抑越久，日本人心中對美國的反抗與仇恨也就越深。隨着中共的影響力越來越強，未來在北京與華府的衝突中，東京也未必都會與後者站在一起。
